八次危机

一. 概述印象

书中将八次危机分成了3类:外资背景的危机、内生性危机,输入性危机3种。

它们在发生的原因,处理的方式上都有所差异。下边简单来看看。

外资背景危机

  • 第1次危机,50年代前期由于抗美援朝,得到了苏联的资助,后来苏联撤资,所造成
  • 第2次危机,一方面是由于大三线建设,另一方面由于偿还苏联投资
  • 第3次危机,与美国建交,大规模引进美国设备、技术后造成了财政不足

应对方式主要是:

  • 财政紧缩
  • 知青下乡,成本转移到农业

内生性危机

  • 第4次,继续引进外资而造成的财政赤字

    但第四次危机恰为农村改革之因,且恰与农村改革同步,并得以借重“三农”而发展,特别是那个时期被领导人称为“异军突起”的以“乡村工业化+城镇化”为主的县域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以农民为消费主体的内需,拉动全国经济复苏并且旋即进入高涨。

  • 第5次危机的原因,有2:

    • 总体生产力短缺情况下,投资与消费旺盛,造成货币的超发,带来了通货膨胀
    • 经济改革的制度成本
  • 第6次危机主要原因是放手推进地方政府公司化进程,而造成3产与官倒公司盛行,最后债务推给中央,而造成的。

    这一时期是市场化改革的时期,这两次的经济危机都应该与市场改革有关。

    后来的措施也很值得去思考,可以说对现在的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前2次危机中,政府都是压低投资规模的紧缩措施,第3次危机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输入性危机

归纳这两次输入型危机的相同点,我们发现二者真可谓别无二致。

其一,危机成因:在发生危机前,国内经济都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依赖出口拉动。因此,当外部发生金融危机时,首先出现因出口需求减少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降、连带就业压力增加的困境。

其二,应对措施:与以往内生性危机爆发之后政府都采取紧缩方针完全相反,这两次输入型危机,政府都是以大规模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拉动内需,试图维持经济增速不显著跌落。”

而这两次危机中政府应对措施之最大不同,恰在于2008一2009年的救市投资中较多增加了、并且在事实上延续了2003年以来中央“三农”新政的支农投入,因而,不仅带动了生产力三要素中的资金和劳动力大规模回流农村,部分修复了农村“劳动力池”的调节功能,而且在客观上对构建县域经济这个“第二资产池”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 危机分析

这里的危机,主要来看后4场危机,也就是88-90、93-94、97、08危机,一方面是因为这4场危机,其属于改革开放之后,能够更清除的看到今天的经济、政治是如何形成的。

2.1 88-90危机

背景

拨改贷

表现

  1. 中国1988年发生了以年度CPI高达18.6%(“物价改革”提出之后月度最高上涨率为26.7%)为标志的恶性通货膨胀。

    随着当时领导人采纳了“物价闯关”的改革建议,并且由中央媒体公布准备推行,引发官倒公司带动的全社会大抢购。

    全年零售物价指数达到18.5%,工业原材料、燃料、动力等基础产品购进价约上升19%,工业品出厂价总水平也上升15%,城镇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上升20.7%。

  2. 接着,1989年发生的是以企业“连锁负债”为表象的生产停滞。此二者结合,是为典型的滞胀危机。

    “形成三角债的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建设项目超概算严重、当年投资计划安排不足和自筹资金不落实,造成严重的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形成生产部门货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大量拖欠的局面;二是企业亏损严重,挤占了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加剧了相互拖欠的状况;三是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或根本无销路,产成品资金上升,形成投入—产出—积压—拖欠—再投入—再产出一再积压的恶性循环。”
    “形成三角债的新原因则主要在于“资金极度短缺条件下企业行为扭曲”:占有流动资金最多的商业零售企业突然遭遇政府大幅度提高银行利率、资金成本急速增加的压力,遂凭借垄断地位保护三级批发和零售的商业利润,却对生产企业代销以直接占压生产资金;而商品生产企业依样画瓢占压上游零部件企业生产资金。最终,使得原体制下国有经济各部门之间长期潜在的利益冲突在市场化改革中迅速凸显出来,导致连锁负债成为全国普遍现象”

  3. 在此次经济危机中,经济增长速度从1987年的11.6%下降到1989年的4.1%,1990年则进一步下降到3.8%

  4. 在经济增速大幅下落的同时,以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要代表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也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从1985年的41.79%下降到1989年的-8.23%。”

  5. 从货币投放结构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危机压力下政府以“拨改贷”等方式实行财政与金融分家的改革之后,1986—1989年,由于经济过热、投资消费需求旺盛,尽管M2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突飞猛进,每年平均新增货币1500多亿元,1989年货币存量达到12000亿元;但MO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增加得非常集中,主要是在1988年,当年该层次的货币供应增长率高达46.72%:而同期Ml和M2层次的货币增长率却明显滞后,仅为13.13%和22.38%。

原因

  1. 其一“短缺经济”条件下因乡村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两旺,进而促使货币发行量过多,势必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2. 其二,这又跟当时政府所激进推行的相关改革措施使大量隐含的制度成本被引爆密切相关。而其中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和1988年所采取的一系列市场化价格改革措施,则是其中至为关键的原因。”

措施

  1. “一方面此次转嫁的对象也是乡镇企业,具体则表现为以“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为名,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让出国内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

    “早在1987年11月,时任总理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时,便要求沿海地区要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乡镇企业机制灵活的优势,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他认为乡镇企业是“有能力参加国际竞争的,乡镇企业无疑应当再上新台阶,跻身外向型经济的行列”。同年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将来中国沿海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形式,依靠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依靠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经济,这样既可以促进沿海地区的发展,又有利于让出国内市场给内地,带动内陆地区的加快发展”

  2. 另一方面是减少对地方政府和党政组织、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品的维持费用和乡村公共投入”;

结果

“最为历史性的后果是:这次城市利益取向的调控,由于很大程度上人为地压抑了处于上升势头的农村经济和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消费,遂导致内需不足,带来的经济结构内在矛盾愈益显著,甚至使整个国民经济都不得不由此前的主要靠内需拉动增长,转而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这一政策客观上产生的另一个既成事实则是,从1989年开始,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速度连续3年下降,迫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并最终在九十年代初演化为“民工潮”现象”。

其他

“王建指出,我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总目标,是向成熟的工业化的社会迈进。为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必须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而其基础是我国走向成熟工业化阶段的大背景和主要矛盾。中国走向成熟工业化阶段的大背景,就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产业结构演进跃过了以轻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一个相对发达的重工业基础,但从农业劳动所占的比重看,仍处于低度发达阶段。

王建列举了四种战略选择,分别为:第一种是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课;第二种是走举借外债的道路,用国外资金补足国内积累;第三种是发展机电产品出口,通过国际交换为重工业自身积累资金;第四种是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国际大循环,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
在对这四种战略进行分析比较之后,王建认为第四种战略,即通过国际大循环走外向型经济道路是中国最好的选择。为实现这一目标,王建认为大体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集中力量发展轻纺、食品饮料、家用电器、轻工杂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重点首先放在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这一阶段需要暂时牺牲重工业自身的发展,重工业的任务是支持轻纺产品走出去。换得的外汇,一部分可用于加强重工业的服务能力,一部分直接用于引进技术和原料发展出口。这个阶段还要加强国内尤其是内地的交通运输建设,为出口产业向中、西部扩展创造条件。当沿海产品向外走时,内地产品首先要努力占领本地及国内市场,通过提高质量、降低消耗,为向外走打好基础。这一阶段大约需要5到7年时间。
第二阶段,内地产品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创汇能力增强,可以用大部分外汇支持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的发展,过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这一关。这一阶段也需要5到7年时间。
第三阶段,以换回的外汇重点支持附加价值高的重加工业发展,资金、技术...

2.2 93-94危机

背景

1991—1992年经济出现复苏的时候,就相继加快了对投机性较强的刚刚开放的股票、期货和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于是,这三个超过一般产品和要素市场吸纳资金能力的高风险的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极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GDP的增长。中国经济几乎来不及经过复苏,就直接进入了高涨阶段。

经济改革影响

这时,恰逢1992年中共的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为改革目标。于是,由20世纪80年代政府部门为解决本单位大龄子女就业问题而推行的“打开大门办三产”改革中衍生出的、利用价格双轨制捞得第一桶金的“官倒公司”和各种利益集团,纷纷借具有“高度政治正确”的改革目标之名,行投资谋私、积累资本之实。一时之间,全国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过猛与金融领域持续的混乱,直接推动以GDP为标志的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

中央颁布的“政企分开”政策进一步掀起了政府机关大办企业的狂潮,1992年即创办了20多万家公司。这批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的资本利益集团一旦问世,就迅即强化了以设租、寻租为基本手段的资本原始积累,其内在地以权谋私所生成的制度成本,则因其特殊地位而得以顺畅地向全社会转嫁,强力地助推着1993—1994年的经济危机。

金融方面

中央政府,为维持金融体系的待续运作,只有增印钞票,向市场投放过量的货币。新增货币供应量1993年为1528.7亿元,1994年为1423.9亿元,1995年为596.8亿元”.

此时,全国金融机构普遍出现以严重“贷差”为现象的“金融赤字”既反推了货币增发,又加剧了通胀预期。”贷差(官方与市场之间的利率之差)导致的金融寻租行为更是愈演愈烈!遂使金融机构内部秩序混乱,银行搞了许多经营性公司,例如证券公司、房地产公司、名目繁多的信托投资公司等,并将大量资金转移到派生的公司,且大多数银行参与了房地产和项目投资,从事股票买卖,占用或沉淀了可周转资金。此外,又有一些由机关蜕变的翻牌公司在中间兴风作浪,炒股票、债券,拿国家的钱去投资和谋取私利”

“随着股票和债券的出现,货币成为一种金融投资工具,即所谓的货币资本化。这就是货币信用化过程。货币的信用化和资本化,是虚拟经济的初始形态,它不再与实体经济存在对应关系,而是信用扩张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金融资源配置愈发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进入股市、房地产市场,寻找利润的增长点,形成虚拟资本,变异为参与利润分配的工具而不是创造利润的工具——越是流动性差、缺乏投机获利条件的经济领域,金融资本就越是尽早远离,遂产生一般发展中国家都会出现的“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ve)趋势。

表现

当时人们形象地将这段经济过热总结为“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和“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

1992年以后发生的“四热”、“四高”、“四紧”、“—乱”的地方经济乱象,类似于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决定调动两个积极性、向地方政府放权之后出现的“大跃进”。1958年乱象造成的制度成本演变为1960年的危机,并由全社会承担。同理,1992年地方经济乱象带来的制度成本也演化成为1994年的CPI高达24%、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农民土地大规模被征占、社会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等现象”.

措施

1994年是个众所周知的“改革年”。这年,政府以改革的名义出台了应对三大赤字危机的三个重大宏观经济措施。

  1. 一是外汇改革——使汇率调整“一步并轨”、本币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57%,人民币兑美元比率由1:5.64骤然下降到1:8.27,以此促进出口,缓解国际收支恶化的困局。

  2. 二是信用扩张——由于连续多年财政赤字向国家金融透支,吃空了银行全部资本金,并且吃进了一部分银行存款,加上这个阶段国内巨大的需求压力,在高涨的投资需求下,只能是国债和货币同步大规模增发”

  3. “三是分税制改革——为了缓解中央政府财政困境,1984年确立的中央与各级地方财政分级承包制进一步演变为分税制。后者极大地改变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比重,从以往地方财政占比超过70%,调整为中央与地方各占约一半。这又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收入不足的状况而几近疯狂地“以地生财”。”

    “在推进重大财税改革时,必须要取得地方政府的强有力支持。这是必要的妥协,这个代价必须付出,这一让步争取了民心,统一了思想,保证了分税制改革的顺利推行。”

另外政府继续退出公共服务领域。

结果

“这第六次危机之所以被主流认为是“软着陆”,主要是从CPI和GDP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的,看上去似乎值得肯定。但是,伴随着“软着陆”的,却是国企职工大规模的下岗,以及公共事业领域的政府退出和民营化,以及乡村治理劣化,三农问题呈现爆发趋势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巨大代价。

公共事业领域

“公共部门提供服务,往往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征。而医疗和教育这两个领域,则具有信息绝对不对称,且具有可以被个体垄断获暴利的特征。

任何体制条件下,只要政府放开信息绝对不对称的医疗和教育领域,允许其“产业化”经营,则势所必然地导致医院和学校乃至其从业者个人凭借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和学生的信息的绝对垄断地位,来获取超额利润。因此,任何正常国家都必须以稳定的政府财政投入保住公共部门的普惠服务”.“伴随这一改制,则发生了医疗高收费、药品高回扣,教育乱收费、乱集资和加重学生负担等一系列问题,并且因彻底腐蚀了相关知识分子群体(同时期,医生和教师的腐败也愈演愈烈),而成为屡禁不止的顽症。”。

“两个领域中的许多从业者十几年来已经顺理成章地凭借个体对信息的绝对垄断地位而占有高额收益,且自觉地构建了维护其利益集团地位的公开制度和内生机制;这些领域中占据制度供给地位的权威、门派错综复杂,制度改进的空间几乎不存在。因而,尽管他们饕饕着,且继续占有着最多的公共资源,却大多不可能再提供低成本、普惠制的公共服务。”

财政分税制

到1994年财政改革进一步演化为分税制后,各级政府都将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责任留在下一级地方。各级地方政府在此期间的财政支出也主要用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维持行政机关的运行和地方公共事业上。。在县乡级财政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出现了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的问题,公共财政原则发生了十分严重的偏离,基本上以“吃饭财政”为主。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加大,地方可支配财力迅速下降,政府的自利性造成“财力上收,支出下移”经过层层截留后,处于行政链条最低端的县乡基层政府陷入财政困境。”

三农方面

1995年8月,原国家体改委和林业部联合下发《林业经济体制改革总体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将“推进林权市场化”以中央政策的形式固定下来。《纲要》明确指出要以多种方式有偿流转宜林“四荒地使用权”,要“开辟人工林活立木市场,允许通过招标、拍卖、租赁、抵押、委托经营等形式,使森林资产变现”。林权市场化运作趋势明显,试点地区由最初的“四荒”资源拍卖、中幼林及成熟林转让发展到林地使用权流转等。

这个被称为“第二次林改”的林权市场化行为,导致山区资源向大户和干部相对集中”。这种通过大户来整合林区资源,以期提高林农收入和促进集体林区发展的努力显得事与愿违。其根源在于无论这些林地的产权形式发生何种变化,这种集中资源的改革还是让部分老百姓“靠山吃山”的权力被剥夺,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群体性冲突。”

其他

1992—1995年的土地圈占高潮,在这次改革以来的第二次征地高峰中大规模增发货币,的确因为土地这种资源要素的大规模资本化,而在短期内被大量吸纳,并再一次实现了宏观经济的高增长,倏忽之间就使承担内外债务最终责任的中央政府跳出了1993年三大赤字高于GDP总量的危困局面。”

“九十年代初,土地本身就成了被经营的对象,通过单纯的土地开发或者流转,就可以获得远高于八十年代“以地兴企”阶段的增值收益。比如,苏州市斜塘镇因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就呈现出明显的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土地财政特征。在1992年至1999年8年内共收到土地出让金等收入9886.87万元,除上交国家886.60万元和结余26.61万元外,其余全部用于镇内开支——下拨村级1116.71万元,农业支出238.16万元,文卫支出491.89万元,行政支出682.61万元,公共事业支出1388.10万元,创建卫生村、镇支出449.29万元,开发建设2056.90万元,对外投资2025万元,其他支出500万元。”

“长期看,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较大幅度地低于以内需为主的八十年代,逐步导致九十年代出现内需严重不足而主要依靠外需的重大改变。这虽然不符合中国产业资本进入扩张阶段的战略需求,但是政府公司主义制度与在地化产业资本共生的短视,“盲人摸象”般地顺应着经济规律,进入了下一个更具制度风险的阶段。”

2.3 97危机

背景

1997—1998年中国遭遇输入型危机。其后出现了1999—2001年以通货紧缩为标志的经济萧条。究其原因,是1994年下半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延至于1997年的“软着陆”,以及偶遇同年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这双重作用的结果。而且,前者客观上成为后者的序曲:中央政府1994—1997年连续3年的宏观调控,促成内需下降和对外依存度上升的结构性重大变化,这使刚刚形成的“必须加快对接全球化”的中央决策,被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大幅度下降所压抑,在汲取全球化教训后进退两难。

表现

“1997年7月份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增长造成了严重影响,1998年出口增长率陡降到0.5%,外需迅速收缩,必然使国内经济模式变化引起的供求总量关系变化凸显出来。

在国内因宏观调控至投资转向温和增长的态势下,外需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内发生了以萧条和通货紧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

从1997年10月份算起到1998年12月份,物价指数已经连续15个月绝对下降,这可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过的现象。物价水平变化是商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变化的重要反映,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供大于求的总量关系格局的发展程度”

原因

自从1971年尼克松颁布政令废除美元黄金挂钩,1973年采取“浮动汇率”的货币金融政策以后,欧美国家在布鲁塞尔货币会议上通过了以提高净资本流动率来维持实际消费的办法,产业外移和外部资本收益的大量回流,根本性地改变了西方在产业资本阶段的危机性状。结果,欧美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程度,远远超过20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在对外完全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进入工业化进程但又遭遇资本严重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就会遭遇外部资本加快流入、以短期占有资源为目的的资本化;而这些投资一旦形成资本收益,加上追求资本市场流动性、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货币资本又是最不受国界限制的,这必然导致货币资本获利后的抽逃。”

措施

中国政策领域较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在经济理论界一次内部会议上明确提出针对产能过剩必须启动国家新农村建设投资战略的建议。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已经陷入“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

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强力进行金融领域的改革以防范风险;二是大规模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以扩大内需;三是同步推进住房教育医疗等诸多领域的产业化改革,以货币深化来带动国内公共物品消费的市场化增长”

金融系统改革——中央政府控制的金融资本,顺势演化成独立于地方实体产业的垄断资本

可以说,中国人直到1992年政府放弃了票证供应体系之后,才得以在市场上完全使用纸币作交易,这标志着中国全面开始了经济货币化进程。中国人直到2002年才完成了银行业脱离对财政依附关系的金融市场化改革,这标志着中国有了独立运作的商业银行。

东亚金融危机引起了世界各国对金融安全的极度重视。中国是在国内金融部门坏账压力越来越大、金融风险濒临爆发的压力下,由中央政府于1997年11月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接着,使中国的银行系统脱颖而出成为相对独立的资本力量的国有金融市场化改革,从1998年起全面铺开。

在1998年银行商业化改制之前,财政和金融这两个部门,都是政府控制经济的手段,也就是所谓“财政金融不分家。“大体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40年里,财政手段对于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更明显。而人民币虽然作为新中国的法定货币,但由于个人的消费都主要靠票证体系定量分配,货币用于给被分配商品的标价,并不能够在流通中独立作为支付手段使用。这也是中国在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初的消费品极度短缺时期,能够免遭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有的恶性通货膨胀打击的制度原因所在。”

“八十年代初,随着财政体系中央向地方包干,以及银行实行对企业“拨改贷”的改革,加之政府部门利益分化,数万个地方政府控制的财政、金融体系开始了以放权让利为名、各自为政为实的新一轮粗放型扩张,这种在地方政府控制下的财政金融不分家的自主投资,成为促进中国进入以“地方工业化”为主的高增长的重要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多层次银行体系及金融机构。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确立后,在地方政府控制资金的驱使下,各种地方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蓬勃兴起。例如,成立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和海南发展银行是为了鼓励沿海省份和特区经济发展,成立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是为推动浦东经济发展,华夏银行则是首钢综合改革试点的结果。各种信托公司也成为地方获取资金的渠道,通过它们,地方和部门通常能达到避免政策干预,绕开信贷规模控制的目的。”

经济学家樊纲说:“地方政府控制金融资源即资金的冲动和行动,结果造成了地方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的实际隶属。”政府权力正是通过这一渠道达到与市场的结合。各地银行之长期贷差,如同提款机般不断地充实着地方的实体经济实力。越是敢于利用这种体制的外部性来创造高负债的地方和企业,经济增长越快”.

“随着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金融系统存差的大幅度增多,银行能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逐渐取代财政成为代表中央政府分配资源的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四大资产公司

“在1992年开始的投机经济的泡沫化和1993—1996年各地“以地生财”甚至违规的“圈地热”中所形成的大量烂尾楼,在紧缩性的调控政策下随即都变成了银行系统内的坏账呆账。而各地的“好典型”要么升官要么暴富,最终结果不过是甩下的烂账由中央政府承担,再以各种改革为名把代价转嫁给社会而已”

“中国人民银行向各省提供200亿人民币再贷款,对民间资本为主的信托投资公司和县以下基层面广量大的城市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会进行严格的清理整顿,切断了这些地方性机构对国有金融体系的牵绊。”

“另一方面,中央财政给国有四大行注资2700亿元以补充其资本金,同期成立四大资产公司为四大行(另有国开行)剥离了1.3万亿元的不良资产,最终用中央财政将其从坏账亏损的泥沼中拉出来并“冲洗”干净。”

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政府投资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

从1998年夏季开始,中央政府连续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截至2000年的3年中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这些国债的投向主要是用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1998年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的建成,拉开了高速公路修建的高潮。到2003年政府换届时,中国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结果

国家金融资本

中央利用在国债和货币领域专有的国家经济主权,在维护地方分权改革的交易中支付了部分制度变迁成本——替地方分担了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中累积的能以资金计量的那部分代价,同时也得到了制度收益中央政府占有货币化收益的金融资本,顺势演变成异化于地方产业资本的中央政府垄断性控制的超大型金融资本集团。

“到2002年,垄断性质的国家金融资本终于从地方政府与产业资本同床异梦的厮磨和羁绊中挣扎而出,获得相对“独立”的主导并分享各地“资源资本化”收益的地位,从而拉开了中国“金融深化”的大幕,这当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中央政府掌握的金融资本成为能够加入全球资本化竞争的资本力量,旋即参与国际资本市场运作,这亦符合核心国家引领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导向;另一方面,也使得地方政府的资金获取能力弱化,产业利润愈益摊薄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

同时,随着县以下金融机构的大规模撤并,国有垄断金融也基本撤出了了交易费用畸高且没有流动性的小农经济的农业和农村中分散化的非农产业。”

“政府进入”成为中国应对输入型危机的基本经验

中国因多种因素造成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贫富差别不断拉大,曾经广为世人诉病;而在国内生产过剩却又遭遇外需下降的危机压力下,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农村正好成为政府名正言顺地增加投资的主要领域!”

“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造林种草改善生态环境的国债项目,极大改变了干旱草原和山区林业长期投资不足造成的生态破坏的困境;2001年提出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江泽民主席特别强调“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资源开采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也有效化解了老工业城市的棚户区和贫民窟等社会乱象;就在新一届政府到位的2003年,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2005年又提出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名的连续增加农村基本建设投入的重大战略。”

这种政府直接介入经济、通过追加国债投资拉动实体经济和同期大规模增发货币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可以被认为是政府重新“进入”。

在政府国债项目带动全国各地总计20万亿投资促进城乡统筹和减少区域差别的同时,一方面出现了国债项目主要交由国企执行而客观上造成的“国进民退”,遂在国内外引发“政府干预过多导致中国私有化改革倒退”的舆论声浪;另一方面也造成以更多投资制造更大生产过剩的“粗放增长”惯性,并且因实际上是在“用未来更大的过剩掩盖当前的过剩”而累积着更大的风险!一旦某个突发的不可抗因素(例如能源运输通道被恶性事件人为破坏)阻断这种“高投资+高消耗+高对外依存度”的经济过程,整个国民经济将会随之陷入混乱。”

三农

和以往宏观经济高涨和征地高峰几乎同时发生不同,1998年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大幅度回落的情况下,因建设而占用的耕地反而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从整体来看,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打造了城市的资产池,但同样难以避免以大量征用农地为代价的弊病,而在治理劣化的条件下每一次资源的重新分配和调整都可能引发冲突。

1998—2003年间全国耕地年均净减少110.37万公顷。1998—2005年是中国城市化较快的阶段,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由2.1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3.25万平方公里,年均增长6.18%。到2005年时,各类开发区达6866个,规划用地面积则达3.86万平方公里;经过整顿以后还有1568个,规划面积1.02万平方公里。而且,由于土地资源低价地从农村流出,浪费也相对严重。

在制造业产能过剩和宏观紧缩政策的共同影响下,乡镇中小企业经营状况再次恶化,但社区福利及政企合一下的乡村政府消费的开支具有刚性特征,使得村办企业生产性贷款被大量挪用于地方政府消费,导致乡镇企业从大面积负债向更高的负债率演变,基层政府自发仿效上级的“甩包袱”政策,纷纷以转让债务为条件对乡镇企业进行私有化改制。改制后脱离了社区属性的乡镇企业,不再以社区就业最大化为目标,遂在“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机制下吸纳就业人数下降,并且不再承担农村社区福利开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化解城市危机为导向的一系列改革,包括1998年展开的以降低国有银行风险为主要目标而进行的农村金融改革,为拉动内需而进行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产业化”改革等,都成了将农村稀缺的资金资源抽向城市的“抽水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了“精英联盟”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们的联盟,精英联盟使社会利益分配向精英群体倾斜,同时也形成国家政权总体稳定的基础。农村中的对抗性冲突,属于大众处于被剥夺的状态而制造的“局部”反抗”。

“其直接表现是1997年以后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开始大幅度枫升,1997年总共发生了1.5万多起,两年之后的1999年就翻了一番多超过了3.2万起。据公安部门的数据,群体性事件2003年6万起,2004年7.4万起,2005年8.6万起。此后虽然再没有公开发布数据,但据网上搜到的资料看,2009年已经超过20万起。在这些群体性事件中,大约1/3是农民维权的事件”

2.4 08危机

背景

曾于1988年提出“国际大循环”战略设想的王建,在2008年8月4日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上刊发的一篇文章中,将中国近30年的对外开放归纳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开放的需求主要是对外部资金的依赖;20世纪90年代开放的需求从对外部的资金依赖转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新千年、新全球化背景下开放需求转向对外部金融市场的依赖。

三大过剩

由于金融资本的主导权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新千年以来的金融依赖主要表现在国家层面,而区域层次的对外开放当前仍然主要是资金依赖和市场依赖。

“新千年以来,在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出口迅猛增长,利用外资规模持续扩大,再加国际热钱流入,致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增长,在过去的7年,年均增加近2000亿美元,到2007年末已达1.53万亿美元,并且自2005年以来就稳居世界第一。由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市场,人民币没有国际化,庞大的外汇资产只能投放到外部市场,所以开放需求又从市场依赖转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依赖。”

“林毅夫在1999年指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当时指的是劳动力过剩和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如果再加上在新世纪完成金融改革之后出现的金融资本过剩,应该是“三大过剩”。

新世纪前后,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动力就由国内产能过剩的推力转变为外部需求的拉力。同期,主要集中在沿海的“外向型”经济的内涵也发生了转变——由传统的以加工制造业产品为主,其利润主要取自于在地化产业内部分配的一般贸易,转向了销售与原材料“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

国际情况

“新世纪前后在全球金融资本进一步过剩、膨胀的驱动下,发达国家出现了传统产业向信息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和升级,国际产业布局亦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苏东解体、世界进入后冷战和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竞争时代,占据单极霸权的金融帝国获取收益方式发生本质变化——愈益依赖资本流入推动资本市场上升;在虚拟经济领域追求流动性获利的金融资本愈益异化于产业资本,遂使跨国企业的加工制造环节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转移的特点是层次高端化、产业链整体化、企业组团化。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在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本国已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这一轮的产业转移,一般被称为全球产业资本重新布局,但仍然是发达国家研发部门留在本国、生产部门靠近市场的战略调整与后发国家以市场换资本、换技术加速本国工业化进程的交易和双向选择过程。”

中央与地方

“新世纪以来,国内过剩的垄断金融资本显露出异化于产业资本的趋势,主要与地产和股市结合,拉动了房地产、基金、股票、期货等行业的高速发展,这也是西方核心国家或核心部门维持经济增长的基本规律。而地方政府经济因财政和金融手段被中央政府垄断,更多只能靠土地融资的负债拉动投资,而循着“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的模式去寻求增长的办法。”

“地方政府的具体操作过程是:由于制度规定和与小农之间交易成本的限制,土地使用方乃至开发商并不直接和土地的实际使用者小农打交道。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其垄断性权力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然后再通过土地储备中心、各种城投公司及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融资主体,以土地作抵押套取银行贷款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到2006年,在东南沿海的县市,高达数百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中,约60%靠土地融资;而在西部,银行贷款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份额更高达70%—80%”。

地方政府与银行之间的“以地套现”认为这符合金融资本异化于一般产业之后与地产结合的需求,客观地推动了城市扩张。首先带动的就是房地产业的暴利,使其“成为政府偿还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巨额贷款和实现土地出让收入的通道”,成为过剩资本争先恐后涌入的领域”。以地方政府“以地套现”的第三轮圈地运动为肇端,便逐渐形成了新世纪以来基于“高圈地”的“高负债+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2002年开始地方财政赤字急速增大)。加之,中央层面的过剩金融资本在投机市场上的积极推动,便带来了新世纪中国经济的迅速高涨。”

三农

“在2003年中国进入经济高涨期后,农村劳动力又大量流入城市,农业就业人数从2003年的36546万人逐年减少到2008年的30654万人,共减少隐性失业人员5892万人,减少幅度达16.12%”。

具体传导机制是:其一,史无前例的大量支农投入,客观上使“三农”领域吸纳了国民经济中的部分过剩资本和产能,按当年价计算,2003—2008年间支农投入超过14731亿。另据测算,2003—2009年国家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累计达30967.52亿元;平均每个农户家庭约1.5万元、年均约2500元”。

中国在加入经济全球化后发生的第二次典型的输入型危机面前,经济体系对外需波动的脆弱性和敏感性自不待言;值得庆幸的是,中央政府此前和同期在“三农”领域的大量投入,恰似为这驾在失衡中疾驰的经济“马车”铺就了一条相对平坦的道路——中国是在连续几年加强三农投入的坚实基础上,才具备使危机“软着陆”的条件”。

表现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带来外资大举进入;2002年中国完成金融市场化改革;2003年新政府换届各地开始进入“第三轮圈地运动”,投资过热和对外依存度上升,同步促推中国经济进入连续超过11%以上的年增长速度;就在大规模投资恶化已经过剩的制造业产能的同时,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迅即导致2009年中国外需下降——进出口同时下滑、沿海大批企业破产和数千万打工者失业。

据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信息,2009年有2500万农民流动打工者失业,主要原因是沿海企业受全球经济危机打击而大面积倒闭。另据调查,2008年1—9月份,广东省倒闭的1.5万户中小型企业,主要分布在服装、纺织、电子原件、塑料制品等加工制造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在受金融危机影响返乡的农民工中,原来在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就业的比例高达71.3%。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资本市场上的热钱大量转向投资于原材料期货,包括石油、基本矿产品、原材料和粮食等,造成原材料和食品的国际价格陡然涨落。金融资本为主的服务业经济占GDP 85%的美国已经疾驰在不可能回归实体经济的单行道上,其救市政策,也只能以创造更多金融资本——国债和货币,并且推动增发的货币大量流向全球能源、原材料和粮食市场,来向其他发展中的实体经济转嫁危机

措施

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同的是资金的投放领域。1998年增发国债大部分用于基建投资。本次2008年危机中央新增的1200亿元资金中,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投资100亿元,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340亿元,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50亿元,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投资130亿元,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投资120亿元,扶持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60亿元。在此笔新增资金中还将2009年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预算提前拨付了200亿元。可见,此次财政为应对危机新增的投资中不仅大部分用于民生项目,而且涉农投资超过了1/3,仅有25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虽然,2005年中央政府采取对中部和农村增加投入的政策,是对国家“十一五”提出的指导性建议,其初衷并不是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的救市投资,也不是缓解全球经济危机的措施,但客观上却正在发挥着依靠县域经济打造“第二资产池”的作用——既提升内需,拉动国内过剩金融资本投资,又能够更多地容纳内地农村劳动力以促进城镇化。”

1998年夏季在启动积极货币政策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央政府及时转向积极财政政策,用大规模增发国债的方式来促进基本建设投资,以保证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2008年危机发生时,前期应对危机的做法同样是放松资金笼头,同样遇到了资金放不出去的问题,才改成国债投资。

结果

现在跟10年前最大的不同,就是1998年的时局虽然困难,但那时候中央政府排除社会阻力推出改革,确实催生出了新的需求——1998年住宅货币化改革和同步推进的银行市场化改制,以及那个年代事实上推进的医疗和教育的产业化改制。以上新增需求,客观上都起到了大量吸纳货币的作用,为政府通过大规模增发货币、快速推进经济货币化,推高GDP、增大货币总量分母,从而减缓乃至稀释政府增发的巨额债务,创造了基础条件。

现在这种以放弃对公共品承担责任的改革,创造短期需求,从而得以消纳政府货币超额增发的特殊时期已经过去了。

10多年来事实上已经凭借高投资和高负债形成一个庞大的,并且明显过剩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又都是在开工生产和开始还债的时候遭遇外需下降;如果公平地从金融部门的利益看,继续对产能过剩的制造业放贷,显然会形成不良资产、加剧金融危机爆发的潜在风险”

三、问题

结构

  • 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结构
  • 农、重、轻的产业结构

危机

  • 如何识别危机?

    经济的指标:股市、利率、汇率、国债、CPI、M2、失业率等

  • 危机的原因?

    内生与外部

政策

  • 3大马车:投资、出口、内需
  • 金融手段、财政手段等
  • 成本转移
  • 政策之后的变化,经济指标、产业变化、技术变化、结构变化等

观今

  • 国内、国外2大循环
  • 疫情的影响,初期、中期、长期
  • 危机或者事件对政策及组织结构的影响
  • 各行业在危机中的不同表现
  • 各地方在危机中的不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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